郑成功传世的书法遗迹，包括题刻、拓本及手迹等多种形式，大都真伪难辨，扑朔迷离。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份有确切证据的书法“标准件”，以此为根据来判定其他书法作品的真伪。30年前，一次偶然的机缘，一封疑似郑成功的亲笔书信重现世间，给郑成功书法遗迹的研判带来了一线曙光。然而30年来，围绕该书信作者的认定却大相径庭，始终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。该书信是否为郑成功亲笔所书，关系郑成功其他传世书法遗迹的判定，以及南明史、中日关系史等相关议题的解读，似有进一步重审的必要。

重现世间的《得侍法教帖》

(资料图)

1993年5月，日本京都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，山色空蒙的黄檗山万福寺，中国学者陈智超先生正在查阅隐元隆琦档案资料。寺方从库房中取出了珍藏的五大卷轴，标签题写有《唐上诸居士书札》《诸居士书札》以及《诸和尚书札》，这正是晚明渡日高僧隐元隆琦的来往书信。

展开卷轴，一封封书札装裱在内，以往只见于史书记载的历史人物，他们的翰墨跃然呈现在了陈先生面前。出于专业的敏感，一封没有落款出处的信札引起了陈先生的注意，只见信上用行草书写着：

“得侍法教，顿开悟门。执手未几，忽又言别，唯有临风神想耳。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，未知果能十分敬信，使宗风广播乎？抑虚慕其名而姑为此举耶？倘能诚心皈依我佛，自当驻驾数时，大阐三昧。不然不必淹留岁月，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。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，不欲大师飞锡他方，所以拨船护送者，亦以日国顶礼诚深，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。要之，法雨均沾，龙天实相，弘道诚莫分于彼此，审势自不无后先，唯大师慧昭之。其黄檗丛林弟子，自当仗佛力保护，无庸致虑也。盈盈带水，神注徒深，屈指归期，竟知何日？谨启。法驾荣行，本藩不及面辞，至次早闻知，甚然眷念，愈以失礼为歉。专贴回拜，谨即附闻。名单具。昚。”（陈智超等编《旅日高僧隐元中土往来书信集》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，1995年，第70页）

此信历来尚无正式名称，根据传统书帖以首句命名的原则，我们将此佚名信札称作《得侍法教帖》。陈先生看到的其实是书信的“副启”部分，“正贴”已经遗矢，它真正的作者与“正贴”一同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。不过，从行文措辞和格式上，晚明一位纵横驰骋闽海世界的风云人物隐隐然浮出历史水面。陈先生发现，这封书信的作者自称“本藩”，而且一反常规竟然都换行顶格（《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的发现——介绍一批南明抗清斗争新史料》，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1993年第8期，第1页）；信中还说作者“拨船护送”隐元东渡扶桑。陈先生很快意识到“作者必然是一位非同寻常的重要人物”，种种迹象都将书信作者指向了一位熟悉而陌生的人物——郑成功。

现存的《隐元年谱》两种，都明确记载郑成功派遣船只护送隐元东渡日本。通过对隐元出海时、地的考察，陈先生认定佚名《得侍法教帖》作者正是郑成功，以此为据，推论隐元与郑成功关系“特殊”，是郑成功的“亲善使者”，可能还肩负着向日求援的政治使命。

《得侍法教帖》重现世间后，学界基本认同陈先生关于书信作者的判定，但对其“亲善使者”的说法却应者寥寥。进入新世纪，随着隐元隆琦研究工作的推进，关于《得侍法教帖》的作者问题出现了新的法说。林观潮先生在《隐元全集》中爬疏出《复钦台许居士》一信，发现此信与佚名《得侍法教帖》多有暗合之处，提出了惊人说法，认定《得侍法教帖》作者正是许钦台（林观潮《隐元禅师评传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09～216页）。

许钦台何许人也

《得侍法教帖》作者另有其人，确实是惊人之论，为佚名书信的解读打开了新思路。林先生通过文本细读发现，隐元《复钦台许居士》与佚名《得侍法教帖》存在诸多关联，最直接的证据是《复钦台许居士》中有“来谕‘弘道莫分彼此，审势不无后先’”一句，这在《得侍法教帖》中可以找到相同句子，两封信正是一组往复函稿；另一证据，“若问归山何日，既涉远涛似难自由”是对佚名书信“屈指归期，竟知何日”一句的回应。

我们先分析间接证据再考察核心证据。隐元东渡后，国内僧俗两众都有劝归者，相关来往书信甚多，归期问答在这些书信中俯拾皆是。林先生对“大檀护念有素”的解读亦值得商榷，该处其实指的是隐元日本登岸后仰赖许钦台的帮助，而非指许氏在厦门促成其顺利东渡。核心证据“弘道莫分彼此，审势不无后先”一句在隐元《复长崎诸居士启》中另有出现（《隐元全集》第5卷），应该是隐元原话，许钦台正是侨居长崎的护法居士。

隐元在《复钦台许居士》中说许钦台曾护持福清黄檗祖庭，而且发挥了根本作用，希望许氏能全始全终，继续护持祖庭。许钦台何许人也，而能周旋于郑成功与隐元之间，这是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。

根据林先生研究，杨英《先王实录》和江日升《台湾外记》两份郑成功史料并未发现相关信息，推测许氏并非郑成功重要幕僚；另据隐元《钦台许居士小影》所说的“名扬华夷，德泽海岛”，判断可能是郑氏家族下属的贸易商人。

我们借助《台湾文献丛刊》数据库，检索“许钦台”“钦台”等关键词，未见相关条目出现，可以基本断定许氏不在郑成功军政系统当中。问题来了，作为一个不在明郑集团中枢权力体系之内的海商，是否有此能量护持黄檗祖庭，并使隐元对其寄予厚望呢？

江户时期，日本实行锁国政策，只留长崎一地作为通商口岸。明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，明朝重新开放中日贸易航线，东渡长崎商贸的侨商与日俱增，其中又以来自福建沿海的福、兴、泉、漳四郡为主。为了适应华侨佛教信仰需求，长崎先后兴建了三座寺院，通称“唐三寺”，其住持均由中国僧人担任。这是隐元东渡的社会背景，其东渡后在日弘法也需要当地侨商的支持和斡旋。

作为侨商，许钦台在长崎有其影响力；作为明郑集团所属海商，可以向当局进言，亦极有可能亲近郑成功。郑成功为从事对外贸易特别建立山海并轨的五商组织，陆路五商驻地杭州，负责采购江南生丝和药材；海路五商总部设在厦门，是负责对外出口的派运机构（吕荣芳《郑成功的五大商行》，《南安文史资料》第9辑）。

郑成功时代，厦门成为东亚商贸中心，与日本长崎往来频繁。推测许钦台是海路五商之一，经常往来厦门、长崎之间。这样的身份就能符合隐元所说的“名扬华夷，德泽海岛”了。许钦台有经济实力，又有政治背景，又是虔诚的佛教徒，隐元自然对其寄予厚望。若上述身份认定成立的话，隐元《复钦台许居士》的书信内容才能读得通。

我们已经证明，《得侍法教帖》与《复钦台许居士》相互暗合的所谓证据不足为凭，但仍然不能排除《得侍法教帖》作者为许钦台的可能性。

作者·书者·读者

如何正确打开《得侍法教帖》，我们需要理清作者、书者与读者三个层次。只有把作者与书者分开，书信中的一些矛盾才可自圆其说。

作为现代的读者，重点是如何充分利用佚名书信的史料价值。我们先来看《得侍法教帖》的作者，也就是书信行文的主体是谁。毫无疑问，书信的第一人称是“本藩”，只能是自称，不可能是他称。郑成功在（南明）隆武二年（1646年）被授为“招讨大将军”（朱希祖《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》，《台湾文献丛刊·郑成功传》附录），从此对外一直以“本藩”自称。

林先生在杨英《从征实录》和江日升《台湾外记》中找到“本藩”为他称的例子。其实《台湾外记》凡涉及“本藩”之处，皆为转引自郑氏三代及耿精忠的自称，并非他称。杨英《从征实录》的确存在以“本藩”来指代郑成功的例子，但更多是以“藩”“藩驾”来称呼。仅此亦可看出，以“本藩”来称呼郑成功并非当时的惯例。

《从征实录》以年月系事编辑，通过详细梳理“本藩”的用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每条事件的开头在涉及郑成功名讳时皆以“藩”“藩驾”来称呼，用“本藩”的只出现在正文当中。该书是明郑户官杨英根据郑氏六官文书档案编辑而成，因多触讳，清代一直以抄本行世，并未刊行。以“本藩”称呼郑成功的条目大概是转引自六官案卷而来，抑或传抄致误。

作为郑成功下属的海路五商之一，许钦台绝不敢僭越；作为隐元隆琦的护法居士，行文应该谦恭有礼，而非霸气外露。《得侍法教帖》作者是许钦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按照传统书信来往礼仪，遇到对方名讳一般抬头（换行）顶格或空格，以示尊敬。在《得侍法教帖》中，“本藩”一词一律换行顶格书写，如果是自称不当如此，这该如何解释呢？可以大胆假设，《得侍法教帖》的书写者并非郑成功本人，而是由他人代写，“本藩”一词顶格自在情理之中。联系到“弘道莫分彼此，审势不无后先”一语许钦台曾经用过，不排除书写者是许钦台的可能性。这就可以解释为何《得侍法教帖》会说作者曾在厦门会晤过隐元，而实际上两人并未见面，代笔者其实并不知情，或者是客套话。

无论从佚名书信自身透露的信息，还是结合当时社会背景，《得侍法教帖》由郑成功授意而由他人代拟的可能性最大。那么，郑成功是否有“写信”的动机呢？这是书信作者判定中需要明确的一个前提。作为晚明东亚世界的宗教领袖，隐元及其僧团无疑是一股重要的精神力量，在处理明郑集团内部关系及对日关系上，都可以善加利用，从郑成功的战略眼光看，是不可能不知道，也不可能不重视的。

《得侍法教帖》并非出自郑成功手笔，但仍能代表郑成功的意图。作为现代的读者，我们可以根据书信解读晚明佛教、南明史、中日关系史等相关问题，还可以借助书信真迹窥探晚明书法风尚。至于书写者何人，终究文献不足征，我们还无法确切了解真实情况，有待于将来新资料的发现。

（作者单位：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）